王梅祥和广大科研人员一样,一直对此很困惑：“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第二只靴子”何时落下
据王梅祥介绍，我国从2000年以后开始酝酿国家实验室建设，“最早先成立了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紧接着，2003年科技部批准第一批共计5个国家实验室并开始筹建。提起这些国家实验室，王梅祥如数家珍：“有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筹)、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筹)、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筹)、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还有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到2006年12月5日，科技部召开国家实验室建设工作通气会，决定扩大国家实验室试点，启动海洋、航空航天、人口与健康、核能、洁净能源、先进制造、量子调控、蛋白质研究、农业和轨道交通10个重要方向的国家实验室筹建工作。
“建设国家实验室绝不是‘拍脑袋’的决定，它经历了十分慎重和严肃的论证。”一直关注国家实验室建设的全国政协委员、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灿院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然而，这个当初“让很多科研工作者感到振奋人心”的决定却并没有交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卷”。他打了一个比喻：“就好比第一只靴子已经掉下来半天了，第二只靴子何时落下?”
“过去的十余年间，主管部门仅对试点的1个国家实验室进行了专家验收，对2003年试点建设的第一批其他5个国家实验室迟迟未开展验收工作，且对2006年提出的第二批筹建的10个国家实验室计划再未提及。”李灿说。
迟迟不能验收，在李灿和王梅祥看来，多少有些打击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实验室还没走上正轨，无法得到稳定的财政支持，就连吸引人才时都底气不足。”李灿说，“实验室不能只是停留在筹建阶段，而应该尽快启动,做起来。如果一直这么拖下去，不仅会影响到科技创新，也会影响到国家、政府的公信力。”
筹建之后别再“愁”建
建设出“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的、能够解决基础科学的核心与交叉问题，同时又能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国家实验室”的愿望在学术界得到了普遍认同。“这也是我们对国家实验室的定位。”王梅祥说。
“这给国家实验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李灿说，“国家重点实验室可以主要专注于某项技术或者某个分支学科的基础研究，而国家实验室必须要立足于一个大的科研领域，面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领域。”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就好比我们熟悉的LED灯，基于这项技术就可能建立起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目标即是将LED照明技术中的基础科学研究搞得很好;而如果是一个照明领域的国家实验室，那就要求它要在照明的方方面面都做研究，比如室内照明、公路照明等，以及照明这个领域的各个学科分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
李灿告诉记者，目前，中央财政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基础研究采取稳定支持机制，受到科技界普遍肯定，而国家实验室目前还是“研究经费的来源仍是以竞争为主，稳定支持的份额很低”。“这就造成研究人员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竞争资源，难以潜心研究，难免会影响重大原创性成果的产生。”
除了稳定的财政支持，尚不完善的体制机制也成为令国家实验室“愁”建的主要原因。在2015年的首届政协双周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林惠民就表示：“体制机制问题体现在很多细节问题上，比如国家实验室的主管部门问题，人员的编制问题等。看似小问题，其实都是关乎实验室发展的大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体制机制问题才能解决。”
这个观点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沈保根很有共鸣。“细节问题大领导不管，小领导说了不算。久而久之，就成了绊住国家实验室发展的大问题。”他说。
不能再错失良机
采访中，王梅祥几次强调，国家实验室作为国家级战略性、综合性研究平台，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国家实验室是美欧抢占科技制高点的重要创新载体，我们需要有跟我国大国地位相称的国家实验室。”他说。
“美国有很多国家实验室做得非常好，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大科学家甚至诺奖得主;实验室涉足的领域足以支撑整个国家在该领域立足于世界之林;一些研究甚至为全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王梅祥说，“国家实验室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国家更有能力去培育优秀的国家实验室，因为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李灿也坦言：“国家实验室筹建了这么多年，至今还没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我感觉真的很可惜。如果国家实验室建设继续拖延下去，我们会错失很多发展的机会。”
比起李灿，王梅祥显得更为乐观：“去年两会，我的一份关于‘全面深化国家实验室建设改革’的提案被选为重点提案，又成为常委会常务委员会督办提案，在今年的首届政协双周座谈会上，财政部还表示对国家实验室已预备了稳定支持，我希望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在今年会有一些实质的进展。”
